去年上半年，《環境保護稅法(送審稿)》送達電力、有色、鋼鐵等高耗能行業相關協會征求意見。環境稅“環保認定、稅務征管”模式也zui終敲定。不妨說，我國開征環境稅，已箭在弦上。

作為上*的用于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一種有效的經濟手段和市場手段，環境稅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。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開征了環境稅。環境稅的作用機理與消除“負外部性”，避免“公地悲劇”的機制原理*吻合。通過征收環境稅，迫使企業將本該內在化的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產品成本核算體系之內，使其產品成本能真實反映資源環境代價——私人成本“逼近”社會成本——然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，“倒逼”企業加大技改投入，開發清潔生產技術，淘汰落后產能，zui終達到環境保護與治理的目的。

同時，環境稅的作用機理也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復雜性、艱巨性和長期性“激勵相容”。正如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所指出的，“大氣污染是長期積累形成的，必須充分認識防治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。”“打好防治大氣污染的攻堅戰、持久戰”。在美國，自1943年7月26日出現洛杉磯“毒霧”事件，至上世紀末基本得到解決止，治理期長達近60年。在英國，1952年12月震驚世界的“倫敦煙霧事件”后，歷經50余年的不懈努力，倫敦乃至整個英國的空氣質量才得到基本改觀。縱觀發達國家大氣污染治理史，一個共同的特征是：多管齊下，綜合施治;既強調行政手段，更重視經濟手段和市場手段;既強調治標措施，更重視標本兼治長效機制建設;自始至終，環境稅如影隨形。

顯然，環境稅的作用不能為其他經濟手段所取代。征收排污費和罰款也屬于經濟手段，但事實表明，收“費”方式已走到盡頭。現實中，“權力尋租”和“利益博弈”的紛擾是收“費”方式揮之不去的“夢魘”，這是彈性征收、“關系費”、“人情費”盛行的根源。更為嚴重的是，這還將導致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人為扭曲，進而在客觀上鼓勵生產者和消費者破壞生態環境，產生誘導資本(污染企業)流入我國的逆向“激勵”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為了追求政績，某些地方政府竟然打起了將減免排污費作為“招商引資”優惠政策的歪主意。環境稅則不會出現這些問題，這是由稅收的性質所決定的。在征收環節上，可改“費”對產業鏈末端征收為對生產、消費等多個環節征收，所以調節功能大大增強。正因于此，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明確指出，“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。”

在我國已經出臺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中，雖已提出了許多“稅收政策”，如國務院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第六條中的“(二十)完善價格稅收政策”部分，就提出“研究將部分‘兩高’行業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”，“積極推進煤炭等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”，以及部分符合條件的環保產業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等“稅收政策”等，但環境稅的*功能是這些“稅收政策”所無法替代的。相反，這些稅收政策功能作用的發揮還有賴于環境稅的有效配合，這又尤以資源稅為甚。企業所得稅需與環境稅配合方可構成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，而消費稅中的“綠化”部分則因功能重疊將被環境稅取而代之。根據慣例，消費稅應以特定消費產品和消費行為作計稅依據。

從管理權配置角度分析，環境稅能將大氣污染的治理機制由“地方意志”上升為“國家意志”，從而破除地方政府“利益博弈”困局，優化管理權配置結構，提升大氣污染治理效率。

我國已開征資源稅，環境稅與資源稅兩者的功能作用不同，但稅基重合度高，計稅依據類似。因此，資源稅的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，有賴于環境稅的協調配合，以實現功能互補。